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

 —— 序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18)》

　　贫困，是历代中国都在应对的重大社会问题，也是世界各国都在应对的重大社会问题。2016年，中国发布《“十三五”脱贫攻坚规划》，立志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、贫困县全部摘帽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。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大地上消除贫困，中国人从此告别贫困，这是多么艰巨而又多么伟大的壮举！

　　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，这是很多农民都懂的道理。为扶贫要村村通公路，这是现实之路；还要户户通广播电视，宽带网络广覆盖，这是电信之路；同时也应修筑起宽阔的语言大道，这是负载知识和机遇的大道。

　　致贫原因多种多样，扶贫脱贫要千方百计。语言与贫困之间的联系，早就有人关注过。1966年，费希曼(Fishman)观察到，凡是较为富裕的国家，语言都较为统一，即具有“同质性”；而较为贫穷的国家，语言具有较强的多样性，即具有“异质性”。1972年，普尔 (Pool) 在费希曼研究的基础上，分析了 133个国家1962年前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语言状况的关联，发现“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,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；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，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”。这便是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的“费希曼-普尔假说”。

　　1935年，地理学家胡焕庸描画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。自东北的瑷珲至云南的腾冲，形成一条东南与西北的分界线，史称“胡焕庸线”。当时，线东南半壁36%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%的人口，西北半壁64%的土地仅有4%的人口；即使到了今天，胡焕庸线两边的土地与人口的比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目前，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，基本上都是老(革命老区)少(少数民族地区)边(边疆地区)穷(瘠苦地区)地区。这14个连片特困地区，有11个在胡焕庸线附近和胡焕庸线之西。而这11个地区又多是汉语方言复杂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地区，普通话普及率较低。胡焕庸线所反映的语言与贫困的关系，可谓“费希曼-普尔假说”的中国例证。

　　语言何以与贫困相关? 语言何以能扶贫脱贫?

　　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，是重要的人力资本。伴随着社会的进步，从事生产劳动的智力因素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，语言能力在劳动力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。所谓语言，对个人来说主要是指语言能力。语言能力不仅是熟练运用口语的能力，更是读书识字、运用书面语的能力；在当今的中国，还应包括能够使用知识含量高、经济价值高的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，能够使用当今必要的语言技术的能力。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表明,语言能力的高低常常决定着就业的机会和收入的水平。

　　除了一般的口语可以自然习得之外，语言能力通过教育才能获得、才能提升；同时，语言能力也是能够获得较多较好教育资源的因素之一。教育资源，包括普通话资源，通过提升受教育者的语言能力转变为个人发展的资源，转化为地方发展的资源；这种资源也有利于切断贫困链条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

　　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沟通信息，传输知识。如果掌握了通用度高的语言，就有了信息交通的高速通道，便于资金、人才、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进入，便于经贸信息的内外传播，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。卞成林等对广西14个地级 市2011-2015年的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，发现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%后，对经济发展就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；2015年，广西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0%以上，普通话已经成为推动广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素和动力源泉。广西如此，其他省域也是如此。一个地区如此，一个人也是如此。掌握了通用度高的语言，信息沟通的半径扩大了，人的活动半径也扩大了，可以走出乡村，走进城市务工经商，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扫盲和推广普通话运动，就同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。在现代扶贫工作中，2011年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(2011-2020年)》已经关注到语言扶贫的作用。2016年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发布的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》，明确指出了要“结合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方略，以提升教师、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，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”。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三五”脱贫攻坚规划》，与语言因素相关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现，将语言因素在扶贫脱贫方略中的作用提到一个新高度。2018年1月，教育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国家语委联合制定了《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(2018-2020年)》，就推普扶贫方面提出 了一个“目标定位”、四个“基本原则”和九大“具体措施”，可谓认识到位，举措到位，有望发挥较大作用。

　　提升贫困地区的语言能力要有基本方略，要做专门的语言规划。比如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，重在普及而不急于提高，重在发挥普通话获取知识、交换信息的作用，以“用”为本，长期坚持。基础教育是基础，且宜以学校为基地辐射社会；社会教育是补课，主要人群是教师、干部、商户和青少年，且宜以职业的实用教育带动语言能力提升。除了推广普通话，也要尊重和保护当地的语言或方言，以减少语言冲突，促使语言生活和谐。当地的语言或方言是当地文化发展的基础，也可以为旅游等经济活动服务。要鼓励扶贫干部学习当地的语言或方言，以便于同当地人民的沟通，获得当地人民的认同。要重视民族语言技术的开发，消除少数民族群众使用移动终端和信息服务时的语言障碍。

　　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，语言可以扶贫，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，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，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，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。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，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，为改变经济劣势和发展劣势、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“语言之力”。

　　更期冀这一语言大道能够为改变“胡焕庸线”发挥助力。

　　（文献来源：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（2018）》 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P3-5。）

　　（李宇明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，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，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，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会长，《语言战略研究》杂志主编。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、教育部语信司司长、北京语言大学书记。）